回避意識形態，回避決策層視點，隻以一句“明朝是怎麽滅亡的？”詰問問向姓“朱”的小湖北，亦以一句“戰爭的背後都是政治”的自問自答代替所有可能表達，皆為管虎的主動所為，故下映隻與時局有關，不跟內容牽連。主創妄圖生造的，是與《1917》相似甚至過猶不及的戲劇化“戰爭奇觀戲”，一半戰爭煉獄，一半上海城民實時隔岸觀戲的對諷是影史最好的IMAX影像藍本，這個意義上不是國產最佳，是與門德斯諾蘭對標世界商業片最佳。“逃兵”個體組成的群像當然延續了《我和我的祖國》的敘事進步，可文本核心落歸到“若國人皆如此，日軍何敢？”的“主旋律套路”、趙子龍闖曹營“俠義觀套路”以及“啟迪民智”母題的無效（對應當下世態尤甚），讓電影的優秀隻停留在商業盛宴和國產工業高峰止，不知是管虎的聰明圓滑還是作者上限也就到這了。